土木之变（八月十五日）后，英宗被俘的消息传到北京！举朝震惊，随之陷入恐慌和疯狂！
几天后，光屁股的土木溃兵纷纷跑回北京！且人数众多，多达１０余万人！且络绎不绝！
皇帝没了，他们却跑了回来，按大明律当斩！兵部，也脱不了干系！
时间，越来越紧迫，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控制舆论导向很重要！
在已升任兵部尚书两日的于谦等人操纵下，于八月二十三日（土木之变后的第８天）早朝，突然发难，对大批跑回来的土木溃兵视而不见，将土木之变定性为全*覆没，且将罪过一股脑推给了司礼监大太监王振，自己则撇清了*事领导和*训方面的责任！！！
既然，为大家锁定了目标－－坏人（太监王振），在于谦等人别有用心的煽动下，群情激愤，由户科给事中王竑带头，在午门左门发生打死锦衣卫镇抚司（诏狱负责人）马顺的事件！然后，于谦带头，揪住郕王，迫使郕王认定了这个指控和事件是合法的！并迫使郕王左右，揪出两名王振亲信毛贵、王贵，登时打死！
郕王-景泰皇帝
人群稍事冷静后，则是展开对于太监王振无辜亲属的疯狂报复，凌迟的凌迟，斩首的斩首，抄家的抄家，藉以泄愤！
但是，这一轮疯狂过去，如何应对可能要进攻北京的瓦剌骑兵，还是要坐下来廷议！议论战守问题！
参加廷议的，有太后、郕王、大臣、贵戚，还有司礼监太监们！足见王振的死，和王振的灭族，没有影响司礼监的议事资格！
那么，是谁？最后，真正敲定决不南迁，而留在北京坚守的呢？
说法一：兵部侍郎于谦说
清修《明史-于谦传》，记载：
郕王监国，命群臣议战守。侍讲徐珵言星象有变，当南迁。谦厉声曰："言南迁者，可斩也。京师天下根本，一动则大事去矣，独不见宋南渡事乎！"王是其言，守议乃定。
此为于谦说！传播最广，影响最为广泛！但《明史》修成较晚，清乾隆四年才算告竣。
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为清初著作，记载：
太监金英召徐珵问计，珵曰：“验之星象历数，天命已去，请幸南京。”英叱之，令人扶出。明日，于谦上疏抗言：“京师天下根本，宗庙、社稷、陵寝、百官、万姓、帑藏、仓储咸在，若一动则大势尽去，宋南渡之事可鉴也。珵妄言当斩。”太监金英宣言于众曰：“死则君臣同死。有以迁都为言者，上命必诛之。”乃出榜告谕，固守之议始决。
清初著作，参考前人资料而演绎的成分就多！
我们再看更早的资料，明代，焦竑(～)《国朝献征录》收录之明文坛王世贞所撰《兵部尚书于公谦传》，则载：
徐珵倡议南迁，踵宋季南渡之覆辙矣，公恸哭抗言力排其议，自是根本始固！
可见，明代就形成了于谦力拒南迁之议的说法！
而查土木之变前后的当时亲身经历人士，在朝者，如翰林侍讲刘定之所著《否泰录》，对于南迁之议，未作明确记载！至于李贤《天顺日录》亦无！但其主修的《英宗实录》有所记载，且说法来自各个侧面：
（1）议战守，有欲南迁者！尚书胡濙曰“文皇定陵寝于此，示子孙以不拔之计。”侍郎于谦曰：“欲迁者可斩，为今之计，速召天下勤王兵，以死守之。”学士陈循曰："于侍郎言是。"众皆曰“是”，而禁中尚疑惧。
反对次序，胡濙第一，于谦排第二，陈循排第三。
。。。。
（2）侍讲徐珵劝南迁避之，谦厉声曰：言迁者可斩，京师根本重地，惟召天下兵以死守之。群议乃定。
这是杀于谦后对于谦的人物介绍，自然突出了于谦，省略了胡濙等人！
说法二：司礼监太监李永昌、兴安、金英说
《英宗实录》另外还有记载：
（1）皇太后以问太监李永昌，对曰：陵庙宫阙在兹，仓廪府库百官万姓在兹，一或播迁大事去矣，独不监南宋乎？因指陈靖康事，辞甚切！太后吾（悟），由是中外始有固志！
。。。。。
这里指出当时地位最高者是孙太后，影响孙太后意志最为关键！
（2）先是北虏之难，京师震惊，有荐珵才者，召入问计，泣曰：验之星象，稽之历数，天命已去，无能为矣，莫若请幸南京。尚书胡濙、于谦、陈循等力以为不可，太监兴安励声叱珵曰：“祖宗陵庙在此，将谁与守？”，珵大惭而出，寻有诏，“凡主南迁者必处以死。”
太监兴安（年－年）、金英（年-年），何许人也？司礼监的大佬太监之一！二人祖籍安南，今越南！即越南籍太监！
兴安时年60岁！金英时年55岁！
太监李永昌，则是汉族，京师顺天府香河县人，岁数应更大一些，在60多岁！其弟弟之子李泰，正统十三年（年）即考中进士，任职为翰林院编修，后过继给了伯父李永昌为养子！与徐珵、刘定之等，算是同一部门翰林院的同事！
这三个太监，其实都是王振司礼监衙门的同事及手下，可见，司礼监在土木之变和午门事件后，仍然有相当的发言权和建议权！
说法三：当了皇帝以后的朱祁钰本人
时任兵科给事中－叶盛（江苏昆山人）之《水东日记》－有《金英辟南迁议》条：
己巳虏骑之薄都城，朝野汹汹，廷议有以南迁为言者，盖亦寇准所非王钦若之议耳。太监金英，一日宣言于众：“死，则君臣当一处死尔。有以迁都为言者，上命必诛之。”众心稍定。明日，监察御史涂谦上疏极论兹事，因又谕旨禁饬焉！
可见，议论是否南迁，经历了不止一个回合，持续了至少10几天，半个月以上的时间！
第一个回合，朱祁钰还是郕王身份，而于谦还是兵部侍郎身份；还没有发生午门左门事件！
八月二十一日，升兵部左侍郎于谦为本部尚书。
八月二十三日，午门左门事件（打死马顺等）！
八月二十九日，郕王即皇帝位！
最后一个回合，是已经登上皇帝宝座的朱祁钰陛下！他拿定主意后，命令司礼监太监金英，向文武百官宣示！言迁都者斩！
从上述资料可见，
翰林院侍讲徐珵，是召入问计，非主动上书！但其首倡南迁故都南京，这是无可否认的！
朝臣中，当即态度明确表示反对南迁的，首先是礼部尚书胡濙，再次是兵部左侍郎于谦，再次是内阁大学士陈循！还有安南籍司礼监太监兴安！
其他，朝中有议事权的人，不见著录，可见或静默而态度暧昧！或者就干脆发言，支持翰林院侍讲徐珵的观点！只是，史家为其讳名而已！否则，不会形成决策上的僵局，而又持续了十几天的时间！
正因，南迁与否，各有利弊，孙太后、郕王朱祁钰才拿不定主意，态度不明确！
而司礼监，则态度比较一致和明确，从李永昌、兴安、金英，三位司礼监大佬，都态度比较坚决，要求留在北京！他们的见解，对于确定皇室（孙太后、新任朱祁钰）作出判断，起了最关键的决定性作用！
而朱祁钰最终作出决断（敲定坚守北京），也与自己从郕王到皇帝的地位改变，直接相关！！！这时，他才能喊出君臣要死死于一处的豪言壮语！
我们破解一下，哪些人更倾向于南迁：
据翰林侍讲刘定之《否泰录》：（英宗出征后）郕王居守，每旦于阙左门西面坐，群臣谒见，朝*皆太监金英、吏部尚书王直、学士高谷、驸马焦敬等共议！
从记录来看，吏部尚书王直、内阁学士高谷、驸马焦敬，这些排位靠前的人物，廷议战守时仿佛不存在一样，实际是不可能的！他们绝对在场，只是都没明确表态，或者他们明确认为南迁有南迁的道理！只不过著史者为之避讳了，免得在一个被否决的讨论中，写出来丢丑！
这么大的事，六科给事中、十三道监察御史，都有机会发言，
比如监察御史涂谦（江西丰城人，正统十年进士），很明显赞同南迁！这是被记录在案的！（当时有监察御史涂谦，而无监察御史于谦，《水东日记》抄写者笔误，以淤涂不分）
而六科给事中，尤其是兵科给事中叶盛自己、同事丰庆等等，如何表态，均未见记录！可见，赞同南迁者，也不在少数！甚至更多！
否则，早就当场敲定统一意见了！
那么，于谦在侍郎位置上，还可豪言壮语；升任兵部尚书正职后，一连半个多月，反而静默了许多呢？
豪言壮语，说说而已，犹如今天的键盘侠！怎么吹嘘都行！
但，真正要落实备战，立马一大堆困难袭来，许多棘手问题需要解决，尤其是此时危难之际当口的兵部！作为一个并不真正懂*事的兵部尚书，精神压力是可想而知的！
为什么会赞同南迁？
司礼监三大大佬太监李永昌、兴安、金英，其中李永昌就是北京顺天府本地人，兴安、金英等于是失了根的外国人，他们对南京没多大感情，反而对自己从小伺候过的主子朱棣、朱高炽、朱瞻基祖孙三代（陵墓）充满了感情，所以反对南迁的态度很坚决！
而赞同南迁者，多为南方人，他们多数，对于南京更有感情！
比如翰林侍讲－徐珵，南直隶苏州府吴县（今江苏苏州吴中区和相城区）人；
监察御史－涂谦，江西南昌府丰城县（今江西丰城市）人；
再比如，态度暧昧的：
吏部尚书－王直，江西泰和县人，祖籍金陵（即南京）；
内阁大学士－高谷，东台丁溪场人（即今江苏东台县）
当然，为数不多，明确反对迁都的三个大臣，也都是南方人：
胡濙－武进（今江苏武进）人；于谦－浙江余杭人；陈循－江西泰和人；
这就牵涉到，北京，从长期被称为行在！到正式叫做首都的历史！
永乐元年（年），朱棣改北平为北京，为“行在”；
永乐十九年（年）正月，正式迁都北京，以顺天府北京为京师，应天府作为留都称南京。但，四月初八日奉天等三大殿火灾受挫！定都北京是否不祥？迷信思想又起！
洪熙元年（年）三月，明仁宗朱高炽下诏将回都南京，北京再称行在，已遣太子瞻基守南京。后因高炽突然去世，继承人宣宗朱瞻基上台后，一直拖延未办理！北京一直被称作行在！就是副都，陪都之意！
正统六年（年）九月，太监王振等建设北京三大殿成，大型庆祝仪式；十一月，北京由行在而再次改称京师，正式为首都！
北京定都派（包括太监王振），获得最终的胜利！
正统十四年（年），距离正统六年敲定北京为首都仅仅8年，部分人（特别是少数南方籍官员）对于南京的首都地位仍然抱有幻想，加之此次土木之变的不吉（迷信思想），产生南迁南京的念头，就不奇怪了！
那么该不该南迁首都？
这个问题要辩证地、灵活地看！关键是敌我双方的力量对比！
当时反对者如司礼监太监李永昌等，均以南宋创立者赵构的南迁为鉴！
宋之南迁，实由宋*与金*每战必败，一路惨败（包括宗泽、岳飞这些人打了很多败仗）！所以，南迁是不得已的，但是战略上是对的！以空间换取时间！
我国抗日战争时期，首都自南京暂迁重庆！也是相同作用！
而此次土木之变，则是留守北京是对的！
也先瓦剌*，还缺乏女真金和后来大清兵的实力，尤其是经济实力比较薄弱（连战场上的脏旧衣服也看得上，死人身上破衣服也扒），虽有借助于战马的短期突进之能力，但还不足以撼动大明的江山！
只不过，大明朝野恐慌之下，看不清这一点！所以把局势看得过于严重！
事后，也就容易把于谦所谓的弄虚作假的北京保卫战胜利成果，捧得过高！
但，要命的是，
形成这种“决不南迁”的故智以后，对明末崇祯年间，就形成了负面影响！
盲目君王死社稷，而不知道像赵构一样灵活变通！
明末，大清兵兴起，李自成兵兴起，再议南迁！崇祯皇帝拒不南迁，自断一条缓冲的战略后路，则终于带来了明朝的全面覆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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