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赵辉）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与夏文化研究工程，是中国在新世纪启动的为探寻中华文明起源与国家起源的两项重大科研工程。“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对中华文明的起源、形成、发展的历史脉络，对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和发展过程，对中华文明的特点及其形成原因等，都有了较为清晰的认识。同时，工程取得的成果还是初步的和阶段性的，还有许多历史之谜等待破解，还有许多重大问题需要通过实证和研究达成共识，特别是完整展现夏朝历史还有大量工作要做。”
四千年前中国第一个世袭制王朝——夏王朝的建立，标志着中华民族国家统治的正式建立；“夏之兴也以涂山”“禹会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标志着一个由多氏族组成的统一国家在涂山的正式形成。但是，二十年的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以浙江良渚、山西陶寺、陕西石峁和河南二里头4个都邑性遗址以及*河、长江和辽河流域的中心性遗址作为工作重点，所得出对中华文明起源、形成与早期发展进行的研究成果——“中华文明从多元起源到中原王朝为引领的一体化趋势”即所谓“中原中心论”，与中华民族的传统历史认知却大相径庭。
在中华文明探源的“中原中心论”形成过程中，年出土于陕西省宝鸡市的西周青铜器，因其中的铭文“宅兹中国”，而成为中国考古学界认定河南洛阳二里头遗址为夏王朝晚期都邑的“有力证据”被大书特书，成为二里头夏都遗址宣传的标志性口号。“宅兹中国”，因为几位考古学家的反复加持而家喻户晓，成为“最早的中国”诞生地。这些考古学家或考古学界对青铜器铭文“宅兹中国”的错误认识与理解，不仅将中华文明探源与夏文化研究工程引入歧途，更是暴露了考古学界的学者自身历史学问的缺失、历史逻辑的错误以及对古文常识的错误认知。为了强化错误的研究成果，不惜歪曲事实、歪曲历史。
原始铭文为：唯王初堙（迁）宅于成周，复禀武王礼福自天。在四月丙戌，王诰宗小子于京室曰：“昔在尔考公氏，克逑（仇）文王，肆文王受兹大命。唯武王既克大邑商，则廷告于天，曰：‘余其宅兹中或（国）自之乂民。’呜呼，尔有唯小子亡识，视于公氏，有庸于天，彻命敬享哉！助王恭德欲天，临我不敏。”王咸诰，何赐贝卅朋，用作□公宝尊彝。唯王五祀。从年青铜器出土至今，我们没有看到有任何考古界的学者对铭文进行完整地科学解读，只是简单地、功利性地、断章取义地抽取铭文的“宅兹中国”。其基本的原则性错误，主要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混淆成周与洛邑的历史区别，功利性地将“成周”与“洛邑”等同
成周是西周历史时期的一个与宗周丰镐齐名的西周王朝东方都城。在整个西周历史时期，成周与宗周两个地名，屡屡出现于西周的青铜器铭文中。在青铜器铭文中，甚至“成周”名称的出现次数要远高于“宗周”名称的出现次数。体现了“成周”在西周历史时期的重要*治、经济、*事、文化地位。反观“洛邑”在西周青铜器铭文中的记录，笔者至今没有发现一件。这是一件非常奇怪的历史现象，反映了“洛邑”在整个西周时期的无足轻重，体现了“洛邑”在西周*治、经济、*事、文化等全方面存在感的缺失。
虽然在《尚书》中有部分历史记载，似乎显示“洛邑”与“成周”有着某种关系，但毕竟属于二手历史文献，在传承过程中存在被篡改的可能，以及后人对历史理解上的错误传抄。而《尚书·多士》中“惟三月，周公初于新邑洛，用告商王士”显示“洛邑”为西周王朝建立后的一个新营建的西周城邑，其新建“洛邑”的目的为《尚书?毕命》中所表述的“惟周公左右先王，绥定厥家，毖殷顽民，迁于洛邑”。周公为了惩前毖后“殷顽民”的继续叛乱，将“殷顽民”迁居到新城“洛邑”，隔离“殷顽民”与殷商繁华旧地的联系，为西周王朝统治管理殷商旧地扫平障碍。
从中可见，“毖殷顽民，迁于洛邑”的新城洛邑，在整个西周历史时期缺乏历史存在感是必然的。“洛邑”不过就是殷商失去统治权后一个“殷顽民”的劳改集中营，与“周公营成周”毫无关系。
虽然新城洛邑，是西周时期“殷顽民”的劳改集中营，集中了殷商时期殷商旧地的“吃喝嫖*抽，坑蒙拐骗偷，奸懒馋滑坏，阴损*辣狠”的“殷顽民”，但咸鱼也有翻身日。当西周王朝灭亡后，宗周丰镐城被犬戎焚毁后，周平王被迫迁居距离宗周较近的“洛邑”城邑，开始了东周的历史。“毖殷顽民，迁于洛邑”的新城洛邑，由此成为东周王朝的都城，成为东周王朝的*治、经济、*事、文化中心城邑，才正式走进中国的历史，并发展为今天的洛阳“十三朝古都”历史文化名城。
为了抹去新城“洛邑”在西周时期的并不光彩历史地位与人员组成，今天的一些考古学者及历史学者，无视西周时期青铜器铭文中“成周”的重要地位及“洛邑”的默默无闻，将“成周”等同于“洛邑”，以“成周（今河南洛阳）”混淆历史，狗尾续貂地用“洛邑”代替“成周”的历史文化，并发明了虚伪的一地两城的西周历史。在西周初年人口稀少、生产力低下的情况下，新生的西周王朝有必要、有能力同时在一地营建两座城邑吗？虽然宗周的丰城与镐城为一地两城，但这是因为周氏族势力经过几十年发展后的结果，并在后续历史进程中将丰镐合称，化而为一。
退一步说，如果“成周”与“洛邑”为西周时期的一地两城，因成周在西周时期的重要地位与重要历史，周平王东迁后，在东周初年“二王并立”争权的二十年，周平王理应沿用东都“成周”城邑名称，以标榜自己统治的正统性，而不会使用在西周时期无存在感的“洛邑”做为都城称谓。显而易见，西周时期的东都“成周”与新城“洛邑”为不同地域范围的两座城邑。在历史清晰的东周初年，“洛邑”是“洛邑”，“成周”是“成周”，泾渭分明，不可混淆。今天考古界与历史界的“成周（今河南洛阳）”认知观是别有用心地混淆中国历史。
二、缺乏基本的古文素养，将两句话的首位两字对接为“中国”
青铜器铭文中所记录下的周武王原始话语“余其宅兹中国自之乂民”，是破解中国历史发展最重要的原始文献。我们说中华文化博大精深，是中华文化的标志，在“余其宅兹中国自之乂民”中得到了充分体现。
因中国古文没有使用现代的标点符号进行断句，如何理解古文的含义，成为古代儿童接受启蒙教育的必修课。但显然在白话文教育中成长起来的现代考古学家与历史学家，缺乏中国古文学习的基本训练，在对中国古典文献与青铜器铭文的研究中，力不从心，粗浅谬误，以致漏洞百出，无法完成对中国古典文献与青铜器铭文的正确理解。
因为看到“余其宅兹中国自之乂民”中有“中国”两字，考古学家与历史学家首先想到的是先提取“中国”，再对原文断句，就诞生了“余其宅兹中国，自之乂民”的荒唐观点。但是，我们抛开功利性寻找最早“中国”概念起源的目的，结合古文的语言习惯，以及周武王开国之君的高瞻远瞩、德高望重、文学造诣，就很容易理解“余其宅兹中，国自之乂民”才是周武王所要表达的真实含义。
“唯武王既克大邑商，则廷告于天，曰：‘余其宅兹中国自之乂民’”，我们必须深刻了解历史，才能深刻理解周武王的原话，对中华民族历史进程、中华人文思想形成的杰出贡献。周武王在攻克商王朝的都城“大邑商”城池后，即向上天宣誓“余其宅兹中，国自之乂民”。这里的“大邑商”，也并非商纣王身死国灭的殷都殷墟，也非殷墟遗址的一地两名，而是构成殷商王朝的“殷”与“商”的另一都邑“大邑商”城邑。周武王要在殷商王朝的另一都邑“大邑商”城邑中居住建国，让新建立的周朝能够保护民众，让新的周王朝得到民众的拥护。
周武王的“国自之乂民”思想，在《尚书?周书》的多篇历史记录中得到了反复认证并执行。周武王《泰誓》“厥监惟不远，在彼夏王。天其以予乂民，朕梦协朕卜”；周成王《康诰》“往敷求于殷先哲，王用保乂民”“往尽乃心，无康好逸豫，乃其乂民”“我时其惟殷先哲王德，用康乂民作求”“无我殄享，明乃服命，高乃听，用康乂民”；周成王《召诰》“其惟王勿以小民淫用非彝，亦敢殄戮用乂民，若有功”；周康王《康王之诰》“则亦有熊罴之士，不二心之臣，保乂王家，用端命于上帝”；周康王《毕命》“公其惟时成周，建无穷之基，亦有无穷之闻。子孙训其成式，惟乂”等等。可以说，中华民族“以民为本”的家国思想，在周武王的“国自之乂民”誓言中，得到了充分展现与确立，并在周成王、周康王的贯彻执行中深入民心，成就了“成康之治”的盛世华诞。
三、无视商周历史发展过程，将商末无人之地“洛邑”认为“中国”
如果周武王所说的是“余其宅兹中国，自之乂民”，那么，周武王在攻克殷商都城“大邑商”后，即向上天宣誓，“我要离开大邑商居住到洛邑所在的中国之地去”，使得“自之乂民”含义很难理解出其积极意义，也看不出周武王对新国家与民众之间的鱼水之情、船水之责。相当于明朝末年的李自成在攻下大明王朝的首都北京城后，立即在天坛向上天起誓“我要放弃北京城，居住到洛阳去”，管他什么“乂民”，管他“乂民”与国家的关系。
但是，周武王在“既克大邑商”时，“洛邑”城邑此时并不存在，更不存在周武王清楚知道所谓的“中国”之地，而其他周武王的追随者不知道“中国”之地的情况，否则，周公行*七年也就不需要去新营建“洛邑”城，并“毖殷顽民，迁于洛邑”将殷商“顽民”中的“奸懒馋滑坏，阴损*辣狠”之徒全部迁居到“洛邑”，进行集中管束。
因此，从新洛邑的人员组成，以及成周在西周时期的重要地位，洛邑的默默无闻，我们都可以得出一个明确的历史事实：成周不会是洛邑，洛邑也不可能是成周，周公更不会“毖殷顽民，迁于洛邑”到周武王理想中的家国之地“宅兹中国”。
笔者通过对青铜器铭文的完整解读，可以得出一个清晰的商末周初历史：周武王在伐纣灭殷后，攻克了殷商王朝的另一都邑“大邑商”，彻底结束了殷商王朝统治。周武王在“大邑商”殷商王朝称“中”祭天的地方，向上天及天下民众宣誓“余其宅兹中，国自之乂民”，我要居住在这里，让新国家能够成为人民自己的国家。标志着周王朝的正式建立，成就了西周王朝统治，文化繁荣的殷商旧都“大邑商”也成为周朝的东都“成周”城。
世事难料，周武王在建立西周王朝一年后因病去世，殷商旧势力武庚乘机发动叛乱，被周公东征平定后，为了清除“成周”城的殷商旧势力，惩前毖后“毖殷顽民，迁于洛邑”。周公将“成周”城的“吃喝嫖*抽，坑蒙拐骗偷，奸懒馋滑坏，阴损*辣狠”的“殷顽民”，全部迁徙到“洛邑”（即今河南洛阳）。对于那些具有“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忠孝廉耻勇”等优秀品德的殷商社会精英，全部保留安居在“大邑商”“成周”城，传承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建设繁荣昌盛的新“成周”。
为了继承周武王的遗志“余其宅兹中，国自之乂民”，周公七年行*对商王朝旧地“大邑商”及人民，周公制定了“民亦劳止，汔可小康”“民亦劳止，汔可小休”“民亦劳止，汔可小息”“民亦劳止，汔可小愒”“民亦劳止，汔可小安”及“惠此中国，以绥四方”、“惠此中国，以为民逑”、“惠此京师，以绥四国”、“惠此中国，俾民忧泄”、“惠此中国，国无有残”等等具体措施，以《诗经?民劳》传之后世。周公的这些行*措施，奠定了中华文明国家的主导思想，体现了中华民族家国思想的主旨，成为孔子儒家文化的源泉。同时，也标志着“中国”概念的正式诞生与确立，成为历朝历代统治者标榜为“中国”正统统治的继承者。
这样的“中国”正统文化，只可能建立于讲究“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忠孝廉耻勇”的“中国”人群中，而不可能孕育于周公“毖殷顽民，迁于洛邑”的人文环境中，更不可能产生于“吃喝嫖*抽，坑蒙拐骗偷，奸懒馋滑坏，阴损*辣狠”的“殷顽民”劳改集中营的洛邑（今河南洛阳）。由此可见，洛邑与成周“中国”是由两个完全不同品性的人群所组成，周公将“大邑商”中“阴损*辣狠”的“毖殷顽民，迁于洛邑”，保留下传承“仁义礼智信”优秀民族文化的人构成“成周”人的主体，使得“成周”城成为文化繁荣、品德高尚、崇尚“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忠孝廉耻勇”的“中国”。
综上所述，三千多年前的周武王做梦也想不到，其立下的誓言“余其宅兹中，国自之乂民”的建国方针，仅仅被中国考古学家与历史学家为了享受生活而居住到繁荣的“中国”去，为河南洛阳的“中原中心论”背书；中国儒家思想之始的周公，做梦也不会想到，周公东征胜利后“毖殷顽民，迁于洛邑”而营建的洛邑集中营，会被中国的考古学家与历史学家理解为传承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中国”之地。对于中华文明探源与夏文化的专家来说，提升古文修养，提升历史洞察力，是当务之急！只有看到了“国自之乂民”的中华文明精髓，而不是为了“宅兹中国”不顾其他，中华文明探源与夏文化研究才能真正取得丰硕成果，寻找到中华民族永远的精神家园。（作者：赵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