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白癜风 http://news.39.net/bjzkhbzy/170809/5608545.html赵文
任何叙事都是生活在具体的历史现实中的主体对历史本身的历史化表述和再现。用当代学院文学批评颇为流行的话来说，任何叙事都是“*治无意识”力比多转移所致的“社会象征行动”。这种说法能为我们尝试理解“临高叙事”提供一种视角。
由此观之，“临高叙事”作为21世纪中国当代的“社会象征行动”（而且是以网络机制为载体的匿名性“社会集体的象征行动”），体现了在当代工业文化背景下的知识青年群体中日益成为主导的某种意识形态意愿，即，高度复杂地想象性重构中国社会的近代史的“发展主题”，反思性地表征中国近代百年现代化习得的现代知识体系，并在一个既现实又虚构的历史空间内进行蒙太奇式投射，从而生成中国民族国家当代自我意识的强烈意愿。如果要从“社会想象”“象征建构”“行动意图”这些方面来看，“临高叙事”相当有趣地形成了它自身的独特的“叙事动机”。
就社会想象而言，《临高启明》的叙事动机显然是通过“位面折叠”的想象，将社会化大工业生产的实业体系建设、科技文化普及、“土改”、工业文明人才培养体系建构、富民强兵的中国近代至当代的历史成就“折叠”到晚明，以时空压缩的方式，在这个想象的历史“沙盘”中构拟近代中国有机化了的经济体制、行*工作经验和工业文化模式的协同运作。在这一“位面折叠”或“时空压缩”的社会想象中，“临高叙事”虽然不无戏谑或具有某种“恶趣味”，但值得注意的是，在叙事的重大情节节点上，“临高叙事”无疑带有浓厚的“社会主义文化意识”印记。
第一卷在讲述清除劣绅苟氏兄弟势力的情节中，穿越众*治工作先行，组织工作队花大力气走访宣传，让当地群众明白官绅勾结压迫百姓的机制，获得当地群众的舆论、情报和物质支持，使攻破苟家庄的行动事半功倍。*事行动成功后，组织当地群众，召开控诉和揭发大会，彻底地清理苟氏势力，巩固了占领成果，将当地受压迫群众转化为“穿越力量”的土著追随者（第一卷第57-72节）。
同样，在剿匪的“治安战”、在黎区工作等情节中，“开展群众*治工作，争取多数群众”这一方法同样发挥着制胜法宝的作用。临高叙事中组建“新*队”是一个重要事件，围绕如何建立一支以17世纪初临高本地土著为兵源的现代*队，如何建立作风过硬、能打胜仗、听“穿越众”指挥的*队，有许多有意思的描写，其中最具有近代经验的就是*队的“人民性质”定位和*工指导，穿越者*事“首长”组织工作队下基层讲课、做*治报告，发动“识字运动”，组织土著士兵“忆苦思甜”。在交心交流中，让17世纪的流民、*户、破产农民认识到自身利益和“穿越众”奋斗方向的一致性，认识到保卫“革命果实”、捍卫“临高建设事业”的“意义”（第一卷节-节）。
应该说，“依靠群众”是“临高穿越众”必然做出的战略选择，虽然他们携带着现代科技、现代的观念、现代设备，但人在明代的官绅阶层面前、在披坚执锐的八旗*事集团面前，在势力错综复杂的南海海盗和蜂拥群聚的欧洲殖民者面前，其实际力量可以小到忽略不计，而且，如果没有争取到当时大多数无声的受压迫群众的力量，如果没有大批可支配的劳动力操作那些现代机器，“五百众”的社会实践即便在“文学虚构”中也是无法展开的，毕竟，“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理论只有掌握群众才能变成实际的物质力量。在这一社会想象的必然逻辑作用下，五百穿越众在情节进入第七卷的整个攻略进程中，必须不断地完善争取群众、教育群众的长效机制，在“土著干部”队伍培养、
“土著工人”培训、“土著青少年”下一代教育，日常生活管理中建立起系统化的“先进文化”领导权。
从叙事的内在逻辑出发，临高五百穿越众不得不以某种“戏仿构拟”的方式取鉴现实历史中的社会主义建设经验，主导叙事的声音也不得不从故事情境所涉及的阶级关系出发，以阶级分析的方式合乎历史情理地推进叙事。故此，“临高”的攻略进程中三个重要的阶段性情节场景——“雷州甜港风云”（第二卷第43节至91节）、“临高秋赋问题”（第二卷第节至节）、“杭州蚕桑业（第五卷第节至节）”——以生动的细节，勾勒出了明末琼粤闽浙地区的府县官、绅、吏、商、匪（海盗）、牙行、行会、小手工生产者、自耕农、佃农的*治经济生态。
年至年，穿越众为了巩固临高博铺的根据地，必须打通海南与广州的陆地交通线，选择在雷州建立前哨工作站。雷州当地土壤和半岛气候天然适宜种植蔗糖，有悠久的甘蔗种植和糖业加工历史，经济作物种植比例大，商品经济相对发达，这与隔海相望的、地理环境封闭、以农业自然经济为主导的临高恰成对照。但这并不意味着明末雷州的蔗农和糖业手工业生产者的生活境况比琼州府各县的农民好多少，相反，前者受到来自更多利益垄断方的盘剥压榨。甘蔗种植、粗加工、精加工、销售……制糖业牵涉的环节越多，利润分配的环节就越多，在明末的商品经济体系中，*府海禁引发的权力寻租和外贸的暴力垄断的一个结果就是行业工会的出现。
在“临高叙事”的雷州糖业战一节中，叙事者比较系统地分析了行业工会的垄断给糖业环节底端的劳动者带来的灾难。在临高本地的权力稳固攻坚战中，解决“秋赋”问题是一个关键的情节，这个段落的描述为读者提供了一个明末自然经济条件下底层农业劳动者的受剥削机制的样本：流水的县令铁打的“三班六房”，皇权不下县，本地治理靠乡绅，征粮收赋靠老吏，田亩计量混乱，朝廷优免漏洞造成大量隐田、寄田和土地集中，豪绅包揽税赋征收，勾结胥吏，将额定钱粮负担转嫁给底层农户，任意浮收、加耗，以至于无论荒年丰年，民皆不能聊生。
第四卷、第五卷中，临高穿越众的力量进入杭州，这里的经济环境和社会环境要比雷州徐闻、临高博铺复杂得多，临高叙事以“蚕桑丝织”业为样本，进一步地呈现了明末商品经济下农业、手工业贫民人口的生存状态。蔗糖生产销售行业的一切垄断机制，蚕桑丝织业也有，但是，后者对桑的依赖、育蚕的季节性、缫丝工艺的特殊性使该行业受到了更多利益垄断方的盘剥，尤其是受官绅大户和专门机构的“金融资本”小额信贷的盘剥，明末丝织业的底层种植户和手工从业者往往是丰产不得惠，利润的绝大部分被官、绅、牙行、大工场主和行业公会瓜分。
“临高叙事”通过对这些“样本”的社会、经济结构细节进行描述，才能为“穿越众”争取17世纪贫苦群众的工作办法确立其合理性。但我们也应该承认，无论是情节内容，还是叙事声音，“临高叙事”只能说留存着某种“社会主义文化意识”的印记。“临高叙事”通过“位面折叠”，必然在“观念水位”上高于明末的资本主义萌芽期或17世纪世界资本主义的现实历史水平，但毕竟，“穿越众”的群众工作目的、他们的“为元老院和人民服务”的重点是落在“元老院”的利益上面的。
“临高穿越众”构成集团在面对晚明中国社会各阶级时、在面对巴达维亚至南海的海上欧洲殖民者时、在面对建州女真*事集团时，其利益是完全一致的，但由于来自21世纪的这些穿越众在个人生活史、社会阶层背景、教育程度、利益诉求方面不尽相同，“穿越集团”内部的观念差异是极为明显的。
位穿越者，有在本位面社会中空怀理想抱负的，有掌握专业技能却情愿做“宅男”的，有职场晋升无望想要在新时空开创天地的，也有野心勃勃“回到过去”“大杀四方”抢地抢粮抢女人的，也有在“D日”当天和丰城轮处在同一海域而“误穿越”的被动穿越者，甚至还有被家庭成员携带一同穿越的“家属元老”。这一情况使以同人创作为书写机制的“临高叙事”在“象征建构”中呈现出多种意识形态视点的交汇、冲突。
但是，撇开“酱油众”或“基干元老”不谈，七卷中主要的“元老们”具有近代、现代、当代中国观念史上存在过的众多伦理主张和意识形态：权力集中的权威主义和形式民主的宪*之间的选择冲突引发了“临高集团”内部的第一次危机，对明朝的民族主义本位情感影响着扩张活动的路线，临高教育体系的启蒙主义和“*保局”的马基雅维利主义并存，“东门市”的股份制自由经济与临高“战时共产主义”经济共生。
但不管怎么说，在敌手环伺、困难重重的新位面中，“五百众”或ID认领的同人文写作者的这些意识形态差异都消融在以“生存、发展、提高”为核心的发展主义观念的大框架之下，在“工业建设”中“求同”，组织小团体和“俱乐部”以“存异”，这一切构成了“临高叙事”中有趣的象征建构和表述景观。也正是在这一大框架下，叙事主笔者特别着力塑造了一些能在“先进性”方面代表“临高气质”的“元老”形象。值得注意的是，这些代表性元老基本上是基础的技术性专家身份，他们与*治口、*事口、*宣口的“元老们”不同，他们不是坐在办公室，仅从数据出发、仅从现代理念出发去规划抽象蓝图的决策者，不是不择手段地去争取胜利的指挥者，他们是技术专家，是为了将自己的专业知识转化为可批量生产的战略物资而同土著的劳动者吃住在一起展开工作的科学技术人员。
比如，牺牲业余时间、自掏“流通券”购置原料进行光学镜片磨制实验的林汉隆，带领土著工人从无到有地建成光学实验基地，研发球面镜磨制工艺，使临高集团在17世纪获得了可批量生产的*用、民用光学镜片，给临高集团的商业、*事做出了巨大贡献（第四卷第节到节）。又如，为了解决“精确计时”“精准授时”的难题，亲自选址建造“太白天文台”的钟利时，他甘于寂寞，忘我工作，筚路蓝缕建成钟表车间，在天文观测、物理实验方面做出杰出贡献，还以天文台为中心建成太白大学城，为临高完善高精尖科研体系打下了历史性基础。钟利时带着他的女儿兼助手（钟小英是他收的土著干女儿），把大多数时间都花在科学研究中。
小说对他的描写，让读者仿佛看到了一位临高的伽利略（第四卷第节到第节）。此外，“南海农庄”的畜牧业“元老”“天地会”送技术下乡的农技“元老”、医院从事医学研究和医护业的“元老”——所有这类技术实践型“元老”构成了一幅群像，他们在新的位面不仅将自己的专业和爱好结合起来，而且获得了支配原材料和劳动力的权力，在知识转化方面获得了莫大的满足，而与此同时，他们在实践工作中和土著有深入的接触，甚至是“打成一片”，因此也能以更为平等的伦理视角对待17世纪末的底层劳动者，并对他们造成潜移默化的、更为直接的观念启蒙。
就此而言，作为基本盘的“技术元老”不计利害、埋头苦干的活动，使“临高叙事”不得不在表层的“制霸天下”叙事逻辑下面，伏埋“启蒙天下”的辩证法逻辑。实际上，随着“临高”事业的纵深推进，随着穿越众在各方面同土著的联系日趋紧密，甚至是对土著的依赖日趋加强，他们无论是对17世纪明末群众的经济、*治、*事启蒙，还是对自身的伦理反思都是必然的。“临高叙事”的叙事声音对此即便没有完全的意识，也是有着某种感知的。
由于这一原因，“临高叙事”往往在一些阶段性的节点，辟出章节以明末人的眼光和视角来审视穿越众及他们同明末社会的关系。第五卷的“芳草地参观记”（第节到节）就是这样一个叙事部分，该部分通过临高士人参观团中士人领袖刘大霖的视角，对集初小部、高小部、中学部、师范部、学习院、专业培训部和扫盲部七大教育部门为一体的“芳草地学校”进行了系统的审视，并反思了封建阶级以阶层晋升为目的的“古典知识”在经世致用、创造物质力量的现代知识面前的无用性，这位曾经大力主张剿灭临高集团、维护道统的乡绅士人领袖，现在甚至也意识到了男女教育平权的重要性，甚至也对培养具有全新面貌的“新人”的“格物之学”教育体制大为钦羡，甚至能分析出澳洲人致富的道理——“与其说澳洲人会赚钱不如说他们能做出更多的粮食布匹来才对。
而且他们造船修路又有秘法，修路又快，造船又大，东西少了可以从远方运入，多了又可以销售到外面去，调剂有无丰歉，既不会谷贱伤农，又不会百物腾贵，这样的搞法，澳洲人岂能不富”。参观后乘坐小火车返回的时候，这位举人“望着窗户外铁道旁的风景。恍惚间已经记不清澳洲人没来之前是什么样子了，似乎文澜河对岸冒着烟的工厂从开天辟地就一直存在似的。还有连成一片的良田，澳洲人为自己的移民新建的村落里成排的房屋……田地里往来劳作的农民和郁郁葱葱的长势，预示着今年又是个丰年。
丰年，临高在澳洲人来到之前，似乎从没有丰年。”——“‘真美啊，可惜……’刘大霖喃喃地嘟哝。‘老爷可惜什么呀？’问话的是刘大霖家的赵管家的孙女。可惜什么？刘大霖突然觉得自己也不知道可惜什么，抚摸着赵家孙女的头，良久才说：‘这临高真美啊，可惜呀，我身子不中用，没什么用了。’”（第五卷节）临高穿越众的事业不断培养土著的新人，也改变了明代有识士人的观念，“五百穿越众”启蒙“祖先”的历史象征性表述构成了一道奇特的叙事景观。
